他弯腰调整海报时，腰间义肢皮带扣发出金属轻响——那是德军降落伞带改制的。“昨晚我们把您砸断的元帅杖碎片熔进炮管，”他抬头时弹疤从眉骨延伸到下颌，“质检单出厂日期写成1941年最后一页，第一发炮弹替咱们翻篇！”
齿轮摩擦声中，米高扬推着堆满黑面包和文件的手推车出现。“列宁格勒代表留的应急粮，”他掀开德军军旗，面包上糖霜红星已融化，“他们说1941年最后一口黑面包，该由咬碎法西斯的人吃。”我掰下一块，硬壳划破指尖，想起司机塞的半块面包——同样麦香混着机油，同样体温在严寒中跳动。
米高扬递来的文件是列宁格勒配给表，“125克面包”旁刻着小字：“每克都蘸着德军的血”。“告诉他们，”我把面包按在红章上，留下血印，“等冰镐凿开柏林水道，克里姆林宫面包房会送来印着胜利日期的列巴。”他突然盯着我掌心老茧，我抓起军旗擦拭手指，让“卐”字布料沾满鲜血，如同砸断元帅杖时般自然。
捷尔任斯基工厂的女工推着零件车经过，围裙“胜利”刺绣蹭到文件，机油在“粮食配给”上洇出翅膀形状。最年轻的女工跑过来，塞给我用降落伞布包的烤土豆：“钳工姐妹说您的演讲让铁水涨高三寸，每块装甲板都带着您的声音，能弹回德军炮弹！”她手背新鲜焊疤与我练习手势时的烫痕重叠，转身时围裙鼓如军旗。
铁门被撞开，朱可夫副官抱着地图冲进走廊：“第20集团军碾碎沃洛科拉姆斯克防线，履带在雪地写着‘斯大林的演讲是我们的刺刀！’”作战室里，朱可夫用缴获的元帅笔在地图标红反攻线，笔尖在“柏林”戳出墨点。“西伯利亚小伙子把军旗绑在炮管上，”他枪管敲着“明斯克”，“拿下斯摩棱斯克，要把您的演讲稿刻在教堂钟上。”
铁皮炉噼啪作响，火光照亮朱可夫勋章的阴影。他突然伸手按住我后颈——三天前贝利亚也曾如此，但此刻老将指尖触到的，是与他勋章同样灼热的信念。“当年察里津烧粮仓，”他烟斗烟雾缭绕，“现在捷尔任斯基的锻锤、列宁格勒的冰、战士们的怒吼，都是咱们的新武器。”我抓起他的手按在反攻箭头上：“想想那位用军旗改襁褓的母亲，她孩子啼哭都带着钢铁硬度。”
朱可夫突然笑了，手指划过地图空白处：“战后在这儿种片麦田，用德军头盔当犁铧，咱们的黑麦肯定比他们的橡树直。”铁门再次推开，贝利亚带着政治局电报进来，大衣沾着雪，袖口氰化物味淡了，多了灼烧纸张的焦味。“远东方面军请求广播您的演讲，”他递过文件，封皮火漆印是德军肩章熔的铅，“战士们需要您的声音当刺刀。”
我用烤土豆在电报背面画麦穗：“每个炮塔都是移动讲台，每发炮弹都是未念完的誓词。”贝利亚接过时，目光扫过我掌心老茧：“乌克兰甜菜产量数据，您在纪要写错两个小数点。”我摸出农民代表的麦穗，用麦芒刻下正确数字，他转身时带起的风让炉火晃动，镜片后闪过一丝莫测。
凌晨两点，捷尔任斯基工厂汽笛轰鸣，新一批T-34下线。朱可夫带我走进热浪扑面的厂房，锻锤节奏与会场“乌拉”共振。锻工师傅站在“熔炉号”旁，焊枪在装甲熔刻犁沟图案：“履带用您故乡哥里的铁轨熔的，当年沙皇火车碾过，现在咱们坦克要让它在柏林开花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