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坐在泰国清迈一家露天咖啡馆的藤椅上，面前是一杯冒着热气的椰奶咖啡。
远处，寺庙的钟声低沉悠长，街头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。
我的手指摩挲着护照的封面，眼神却飘向了遥远的过去。
三个月前，我还在江城那个逼仄的家里，为一家人洗衣做饭，忍受他们的冷嘲热讽。
如今，我独自坐在异国他乡，耳边再也没有贺鸿的责骂、韩玉萱的挑拨，也没有儿子李炎恩的冷漠。
我要讲的，是我如何从那个家逃出来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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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3月，江城。
我的家在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，六楼，没有电梯。
每天清晨五点，我准时起床，踩着拖鞋去菜市场买菜。
五十岁的我，背已经有些佝偻，手上满是冻疮留下的裂口。
三十年前，我辍学打工，供妹妹韩玉萱读书，后来嫁给贺鸿，开了一家小餐馆，拼死拼活攒下这套房子。
贺鸿年轻时是个音乐家，吹得一手好萨克斯，可经济压力让他放弃了梦想，成了社区合唱团的兼职指导老师。
他常说，我是他的依靠，可我知道，他心底从没看得起我。
那天晚上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厨房的油烟味还粘在头发上。
客厅里，贺鸿正拿着手机和人视频，笑得满脸褶子。
李炎恩和儿媳小雯坐在沙发上，逗着五岁的孙子浩然玩手机游戏。
空气里弥漫着饭菜的余香，可没人问我一句累不累。
我放下菜篮，忍不住开口：“鸿哥，当年你说等浩然上学，咱们就去国外看看，还算数吗？”
贺鸿的笑僵住了。他放下手机，转头看我，眼神里带着几分不耐：“晓蕾，你五十岁了，还瞎折腾什么？家里离了你行吗？”
李炎恩瞥了我一眼，冷冷地补了一句：“妈，你在家好好带浩然就行，出去玩多累啊。我们年轻人都不一定扛得住，你就别瞎想了。”
小雯低头玩手机，装作没听见。
